2024年5月9日，美国实体清单再次更新。22个实体因“参与中国量子技术的进步”而被列入其中，包括许多中国顶尖的研究机构，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USTC）、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等，然而它们的教育和研究活动远远超出了量子技术范畴——

　　近日，美国Lawfare发布以《遏制中国量子野心的技术控制已经到来》（Technology Controls to Contain China’s Quantum Ambitions Are Here）为题的文章，文章指出，美国对华持续收紧的量子技术管制措施“既不管用也不明智”，虽然针对中国的量子技术管制慢慢的变成了今天的既定事实，然而一旦将时间线拉长，“旨在保持美国在量子技术领域领头羊”的广泛出口管制可能不会行之有效。

　　此外，文章还指出了比出口管制更为“可怕”的行为，呼吁美国适度与中国开展技术合作以促进自身发展。

　　除了与美方一贯立场不太一致的观点阐述外，文章中的一些细节也透露出美国对中国量子技术发展趋于理性的整体认识，与进退两难的复杂态度。光子盒对这篇文章进行了编译，整合了部分核心观点，在此分享给大家。

　　文章精确指出，与欧洲全面而严谨的量子计算出口管制政策相比，美国的相关措施还不够完善，但是专门针对中国的量子技术管制手段却相当齐全。

　　继2018年《出口管制改革法案》由《出口管理条例》（EAR）实施后，新闻媒体报道预测美国将对量子技术进行出口管制——特别是在中美技术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尽管于2021年提出了“控制量子计算机及其相关电子组件”的出口管制分类号，但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尚未宣布对与量子技术相关的《商业管制清单》（Commerce Control List ，CCL）做全面更新。

　　受部门协调、单边限制、利益复杂等因素影响，在这一领域，美国“落后于其他西方国家”。法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已经制定了明确针对量子计算的出口管制，欧洲的管制措施包括定义量子计算机的性能特征并列出其他受控部件，如参量放大器或制冷机等。

　　虽然美国尚未颁布专对于量子计算硬件的出口管制，但EAR所涵盖的项目很广泛，包括激光器和传感器等与量子科学相关的科学仪器和组件。没有被明确列在EAR之下的量子密码学依然受到了管制。例如，提供对公司实验性量子计算机访问的IBM的量子云服务就屏蔽了中国的IP地址。

　　在此之前，首批与量子技术相关的中国机构在2021年就被列入实体清单，这中间还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一家大型研究所和中国最早的量子公司之一——国盾量子。除了EAR和实体清单，美国对量子的控制还包括进口、投资和签证限制。

　　例如，特朗普在2019年5月发布的第13873号行政命令要求量子计算和量子通信组件的收购要经过工业和安全局信息和通信技术和服务部门的审查；拜登于2023年8月发布的第14105号行政命令，以及财政部的一份通知（6月发布了一项拟议规则），呼吁对中国建立对外投资控制和通知要求，这中间还包括将量子技术列入“涵盖的国家安全技术和产品”之中。

　　对入境投资的限制也在收紧。拜登于2022年9月发布的14083号行政命令明确提到，量子计算是“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技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审查交易时应该考虑到这一点。美国还增加了对希望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中国公民的签证限制。例如，美国制裁了与中国人才计划有关的个人，并拒绝了有关学生的签证申请，理由是他们之前与敏感技术有联系或有意学习。

　　此外，并不是所有的签证限制都明确写入了美国的法律和政策。例如，司法部现已经废止的“中国倡议”(China Initiative)，以及将中国组织列入实体清单，有几率会使中国的学生和工人对赴美兴趣下降。同样，在美国，美国机构、企业和研究人员的招聘、投资和合作决策也会受到政策变化的影响。

　　讨论广泛出口管制的有效性时，有必要了解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是什么。大多数情况下，出口管制旨在限制目标行为体将军民两用物品和技术军事化的能力。通过实施控制清单，向特定的最终用户或特定物品的出口要经过审批过程。

　　美国出口管制政策的广泛转变与最近增加的实体清单一致。虽然中国早期在量子技术领域的加码涉及军事关系（有待商榷），但新增的22个实体中有很大一部分广泛从事开放科学（其结果发表在国际期刊上）。事实上，该规定本身只是针对“增强中国的量子技术能力”，以及鉴于量子技术的军事应用和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实体清单中的中国机构、企业与军事并无直接联系。

　　科学家们仍在探索量子技术的各种物理实现方式。在量子计算机时代，超导电路、光子、中性原子、俘获离子和量子点都是潜在的信息载体。然而，其中一些技术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主导技术，对它们的出口管制会“成为一种浪费”，因为这会减少科技公司的收入，进一步减缓技术发展。

　　与控制半导体行业瓶颈的ASML公司或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等成熟公司不同，开发量子技术的小型初创公司通常不具备应对监督管理法规的法律专业相关知识，其财务健康情况也更加容易受到干扰。在早期阶段，关键技术也更加容易被复制和规避。

　　目前，量子技术仍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此开放的学术研究仍然发挥着及其重要的作用，许多商业公司也经常在科学期刊上发表他们的进展，并与科学界互动。量子技术的学术研究具有高度的国际性，与美国研究机构相关的出版物中约有一半涉及国际合作者。

　　与此同时，私人资本和商业研发慢慢的变重要。虽然美国目前在该领域处于领头羊，但其他几个国家的公司也在量子供应链中发挥着及其重要的作用，并在某些方面处于领头羊。例如，在2022年的一篇研究文章中汇编的400多家量子初创企业中，大约一半成立于美国，其次是加拿大、英国、德国和法国。对量子技术发展至关重要的组件（如激光器、稀释制冷机或放大器）的领先生产商位于欧洲。

　　通过科学出版物和专利等指标来衡量，许多人认为美国在量子技术的整体发展方面处于领头羊，但中国在许多领域的竞争力依然强劲，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更胜一筹——比如量子通信领域。

　　中国在量子供应链中出口管制组件和关键技术的本土化已初见成效。以合肥市为例，实体清单上的许多公司机构都位于此地。合肥可能是世界上量子技术探讨研究人员最集中的地方，也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中国四大国家科学中心之一的所在地，包括一个已建成的国家量子实验室园区，资金投入达1000亿元人民币。如今，合肥拥有60家上下游公司参与量子供应链——尽管这可能是基于“量子供应链”的广义概念。

　　虽然合肥的许多研究人员在从国外获得量子技术发展不可或缺的组件时面临困难，需要高成本的本土化努力，但这样一些问题往往被当做短期障碍处理。此外，一些合肥当地人告诉作者，他们都以为这些限制措施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有利于城市的生态系统”。例如，一家国内生产商转向生产放大器，并向研究小组提供折扣样品，而研究小组由于没有办法获得国外替代品，很乐意使用未经测试的产品并提供反馈。

　　由此，出口管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本土企业消除大量国外竞争对手，促成国内合作，并在主要用户和供应商之间建立沟通网络，从而有利于国内创新。就在最近，国盾量子表示其稀释制冷机的性能具有国际竞争力，其科学家称该产品是“在外国技术封锁中取得的重大突破”。最近被列入美国实体清单的本源量子，已经提供了可访问其量子计算机的云服务，本土化率达到80%。简而言之，中国国内对这些合肥初创企业的需求与支持也会得益于国际出口管制。

　　比起如今实验室的成就，10年后广泛推广的应用当然更重要，由此思考，几年管制措施带来的短期痛苦，远不如其通过重塑激励机制所带来的积极影响重要。采取广泛的出口管制措施以保持对中国的技术领头羊，可能会为中国带来显著的短期损失，但从长远来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甚至与美国政策制定者的目标相悖。除出口管制外，政策制定者还一定要考虑其他形式的技术控制是否更有效，以及由此带来的成本是多少。

　　出口管制可以限制实物技术和可编码技术的转移，而别的形式的技术管制能够最终靠限制交流和（人力）资本的流动来限制隐性知识的转移。

　　德国海德堡大学在冷原子专业相关知识的发展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以中国科大为例，许多中国研究人员在海德堡师从潘建伟教授，然后在中国的支持下，带着实验室设备转到中国科大。出口管制可能会阻止设备转移到中国实验室，但如上所述，从长远来看是无效的。开发和使用设备所需的人才基本不受任何出口管制的影响。

　　然而，通过限制敏感领域中国研究人员的签证，制裁中国人才计划的接受者，并审查资助申请，可能会从源头阻止这种知识传播。事实上，美国正在慢慢接近审查日益严格的现实。例如，2023年，美国国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宣布，将筛选与“关注国”有联系的研究资助申请人，佛罗里达州最近出台了一项法律，限制招募中国研究人员。相反，许多中国大学仍在努力实现国际化。尽管中国科大努力吸引国际人才，但即使是中国科大最领先的研究小组，其成员和合作者也往往完全是中国人。

　　双向互动和多样化的国际经验不能被替代或是本土化，这可能会使政策制定者认为，通过上述方法控制它们以实现技术领导地位是“更为行之有效的方法”。然而，过去的交流无法被撤销，此类措施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和成本。合作的好处毕竟是双向的，特别是在量子技术领域，中国研究人员的工作越来越具有竞争力。除了知识转移的双向限制之外，遏制交流还会破坏人际关系——归华人士在中国量子技术的发展中发挥着及其重要的作用，由于早期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西方度过，他们原本有充分的理由对西方持积极态度。

　　限制从业者之间的交流只会加剧问题，这很危险。为了负责任地管理这些风险，中美之间的磋商是必要的。如果量子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其实用化承诺，它将塑造未来的信息基础设施，并对传感器和计算机产生颠覆性影响。负责任而规范化的量子计算机使用应该是未来技术领先者的共同目标。因此，技术分化的趋势不仅仅意味着经济效率的降低和科学进步的放缓。最深度的参与者之间缺乏信息沟通渠道，甚至对这些参与者是谁以及他们如何运作都了解甚少，这会对未来量子技术的负责任治理构成重大风险。

　　尽管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但美国可优先考虑另一种替代方案：通过有限的参与来减少技术流动和获取方面的历史性不对称，而不是一味地增加出口管制。

　　与其他科学技术领域一样，中国量子技术的发展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得益于两种不对称性：中国学生从中国流向西方，以及一些（但不是全部）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研究人员和行业专业技术人员回到中国，比如前面提到的海德堡的例子。这些学生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流动呈现出不对称，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单向的，来中国的美国学生要少得多。毫无疑问，美国和中国都会从这种不对称中获益。然而，就战略技术而言，由此产生的不对称性助长了“中国从西方获取技术”的说法。

　　对于今天的量子技术来说，情况并非如此。除了美国，中国合肥等地也成为了领先的量子科学中心。近年来，在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下，中国充满了许多活力的量子技术产业ECO迅速提升了在国际先进经济体中的地位。

　　中国在2020年颁布了首部出口管制法，分析的人表示这是对美国政府反制措施。中国的军民两用项目清单以及一份单独的受控技术清单明确提到了量子密码，但对量子技术的覆盖范围有限。与美国相比，中国在对外投资或市场准入的敏感行业负面清单中没有明确提到量子技术。随着量子技术的成熟和与美国的竞争不断演变，开放或管制这两种对立趋势中哪一种将继续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仍然需要我们来关注。正如中国出口管制法所示，开放与管制之间的平衡不会在真空中实现，中国的政策至少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取决于美国选择实施的措施。

　　通过与中国在量子技术领域开展合作，无论是通过外国学生和研究人员在中国的学习、投资、人才引进，还是其他参与方式，都能够大大减少获取不对称性并带来一定的好处，还能防止未来在重要发展领域出现盲区。

　　限制措施可以通过减少对中国的准入来缓解准入不对称，但它们也不可避免地浪费了上述好处。这也涉及安全问题，在制定进出口和投资控制措施时应予以考虑。不幸的是，鉴于当前的地理政治学形势，这可能永远都不可能真正得到检验。

　　Lawfare创办于2010年，是一本致力于“艰难的国家安全选择”的非营利性多媒体出版物。通过书面、音频和其他内容，Lawfare对棘手的法律和政策问题提供无党派、及时的分析。Lawfare这一个名字既指将法律用作冲突的武器，也指美国在管理其与其他几个国家战争的法律以及管理其自身国家安全战略的法律方面仍然面临与自己交战的现实。多年来，Lawfare的报道重点随着美国国家安全的优先事项而变化。

　　Lawfare的目标是改善关于国家安全法律和政策的讨论，坚持不懈地关注重要的实质性问题——以一种对政策制定者和从业者有用的方式，同时也是为任何想要访问它的人所接受的方式。Lawfare的覆盖领域包括国家安全法、对民主的威胁、网络安全、行政权力、内容审核、国内极端主义和外交政策等。

　　作者Elias X. Huber目前是北京大学的燕京学者，主要研究量子技术及相关的国际协调问题，拥有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理学硕士学位。此前，他曾在瑞士苏黎世领导一家咨询公司，并在新加坡量子技术中心进行量子计算研究。

　　上个月，光子盒对QuEra的最新调查报告——《量子计算的现状和未来》进行了分析整合。调查的最终结果显示，当被问及“量子计算机的开发地点有多重要？”时，认为“量子计算机应在贸易友好国得到研发”的受访者数量几乎是认为“量子计算机应该在我自己所在的国家得到研发”的两倍。与此同时，受访者的类型并没有对这项数据产生过多影响，说明贸易友好才能促进量子计算发展是业内共识。

　　正如文章所言，严格的出口管制可能会让某些国家在短期内“尝到甜头”，然而一旦将时间线拉长，最终结果只能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和平与合作是人类文明不变的底色，自然也是科技领域共同进步的法宝。